要害詞：傳統文明
中國文人的骨子里，有著根深蒂固的書齋情結。書齋本意是清幽雅趣地點，而墨客本質則貴有書卷氣，精力世界極豐盛，即使帝王貴胄亦是這般。所以陋室也好，華屋也罷，首在講求，以物言志。風格不乏，天然“信是閑中好，相忘古話長”。一角一隅，無拘表裡，一器一物，慰己心地。
前人對書齋擺設闡述亦諸多，如文震亨《長物志》、李漁《閑情偶寄》、高濂《遵生八箋》、張年夜復《梅花卉堂筆談》、陳繼儒《小窗幽記》等，傍邊明窗幾凈，旦夕清風，清供珍玩，愈古彌珍，確切令人神馳，降生與進世，皆仿佛間。李商隱詩云“故山回夢喜，先進唸書堂”，也可井蛙之見。
此外，書齋是最見主人心性的。俗雅之別，一目了然。周作人就曾說過“本身的書齋不成給人家看見，由於這是風險的事，怕被看往了本身的心思。”所以，清雅之人“說笑有鴻儒，往來不白丁”，其書齋所躲，自更應別具手眼，此既可明心見性，亦不落窠臼。
書齋擺設之物，囊括古琴、銅爐、印章、明清家具、地毯、折扇、賞石、筆筒、瓷器、字畫、古籍碑本等，門類單一，俱清雅怡情之物。借使倘使用具有式，地位有定，則客至共坐，青山當戶，流水在左，琴音繞耳。或真有不讓袁枚“小倉山房”、張年夜千“年夜風堂”、王冕“梅花屋”等名齋之自得。
【紙墨筆硯】
翰墨紙硯，銘心之品
紙墨筆硯，即翰墨紙硯，所謂“名硯淨水，古墨新發，習用之筆，陳腐之紙”，此四種效能各具的“清供”配合組成了文人筆耕圖畫的需要前提，亦成為書齋中不成或缺的擺設雅玩。又古語有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故而其機能佳善者，如“湖筆、徽墨、宣紙、端硯”最為文士所鐘。
此中，“湖筆”譽為“筆中之冠”，產于浙江湖州，其行筆如錐畫沙，使其躲鋒，書乃冷靜。元代書壇魁首楊維楨曾作《畫沙錐贈陸穎交流貴筆師序》，言及“吳興陸生某有才學而隱于筆工。……而制之精者標其號曰‘畫沙錐’。尖圓遒勁健，可與古韋昶爭盡。余用筆喜勁，故多用之。稱吾心手，吾書亦因之而進。”便是贊譽“湖筆”之中的名品“畫沙錐”為古法制筆，對其書甚有助益。
“徽墨”因落紙如漆，光彩黑潤，萬載存真，可謂倍受喜愛。如宋時張遇以制“供御墨”著名于世，“墨仙”潘谷所制“松丸”“狻猊”，其墨“噴鼻徹肌骨，磨研至盡，而噴鼻不衰”，則有“墨中神品”美名。蘇軾亦曾詩云“一如進海尋李白，空看人世畫墨仙”懷思潘谷。
而以“宣紙”題詩作畫，墨韻清楚，節氣兼蓄，亦得神情飛揚。前人曾贊其質“輕似蟬翼白如雪，抖似細綢不聞聲”。宣紙最早著錄于唐代張彥遠所著《歷代名畫記》中，而故宮博物院躲《游春圖》和《五牛圖》，其托紙亦是宣紙。還有“宣紙”中的名品“薛濤箋”，歌詠不停，惜古人已可貴見其真容。當然，諸如“左伯紙”“謝公箋”“澄心堂紙”等，文人亦是遍處搜訪，期有所得。北宋蔡襄即曾有《澄心堂紙帖》委托別人代為制作或搜訪“澄心堂紙”，可見講求。
《文房四譜》中“以硯為首”，知其之厚重。硯傳千載，從古到今好硯者不乏，如歐陽修、紀昀、蘇軾、沈石友等，皆一時文豪，撰文著作，輯之成譜者亦多。如宋代如歐陽修之《硯譜》、米芾之《硯史》甚至清代紀曉嵐之《閱微草堂硯譜》、吳蘭修之《端溪硯史》以及沈石友之《沈氏硯林》，均是硯學專述。還有“以靜為用，是以永年”為康熙天子銘硯的佳句，乾隆天子舉一國之力欽命編輯之《西清硯譜》，則可謂群譜之冠。此皆可見硯臺為“唸書人”幾案不成或缺之物。
【文房器玩】
雅人深致，陶性抒情
除紙墨筆硯外，如筆洗、墨床、筆架、臂擱、硯屏、筆筒、鎮尺等，這些文房小件，亦是書齋清雅典范。以筆架為例，又稱“筆格”或“筆山”，其之美在于型，也勝于材，尤是奇山型筆架，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躲“明水晶山形筆架”置于桌案前，文人哲思之時，即可飽覽嶙峋走勢，通感山水之氣脈。而北京故宮博物院躲“青玉三鵝筆架”砥礪“三鵝”及谷穗、花枝等，則寄意明哲保身教學場地、歲美年豐，亦契合書齋氣質。文人書案上，臂擱亦為罕見之物，材質多為竹木、象牙、瓷陶等，其上亦多篆刻文人畫，富有書卷氣。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躲“墨彩竹節式臂擱”，繪竹葉圖，畫旁又題“瑯玕枝半疏”五言詩句，畫筆疏簡，形制真切，甚有特點。亦或異樣故宮躲“竹雕菊花臂擱”，畫面以菊花為主體，扼守半邊，構圖奇峭，又輔以竹葉，亦契合“正人”所求，寄義雋永。還有“筆掭”外型多樣，精雅別致，也極盡巧思，彰明顯書齋主人的檔次與風格。其余文房小件，異樣都各司其職，既適用又能摩挲賞玩，乃興趣橫生。
乾隆天子雖龍御全國，稱“十全白叟”，然仍以唸書人自居，其更曾親身介入部門文房款式的design。乾隆元年《外務府造辦處活計檔》里即有載“御筆畫得水盛、鎮紙、筆山、墨床紙樣，奉旨：照樣做合牌樣呈覽,準時俱做掐絲琺瑯……”此外，內廷還發樣交由處所造辦處制作，如“文竹盤二件，內盛文竹筆筒、墨床、鎮紙、水盛、硯盒隨綠石硯……交江寧織造寅著照樣成作，文竹筆山二件，又筆山發往杭州，交寅保照樣配做筆山二件，其盤內糊雪花錦墊。”由此可見，凡是雅人深致者，以文房器玩相伴，可陶性，可暢意。
現實上，世代詩禮簪纓家世，便是平常生涯物件，亦極為講求，更況乎書齋“言志之講座場地物”。蓋因其審美旨趣與精力潔癖，獨與時俗異也。如曹雪芹《紅樓夢》中，關于器物的描述，“只見妙玉親身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‘云龍獻壽’的小茶盤，里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鐘，捧與賈母。”即頗足玩味。
【金石篆刻】
方寸乾坤，銘志寄情
評介文人，多言其“詩字畫印”俱通，此中印章雖是文房小樣，倒是大度年夜雅，方寸之內見乾坤，尤是邊款、印文等，可銘志，可寄情。如《歷代印學論文選》中，趙之謙“鉅鹿魏氏”邊款中，即有言：“古印有筆尤有墨，古人但有刀與石。此意非我無人傳，此理舍君誰可言。”賦之篆刻“以刀作筆”及“翰墨意趣”獨到看法。林則徐自用印“歷官十三省統兵四十萬侯官林則徐少穆字畫印”窺平生經過的事況，“道義光亮，秉彝之性。常念在茲，所志果斷”則一表心志。而弘一法師曾刻有一方印章“南海康君是吾師”，此則可窺其書風曾受碑學陶冶。故而，文人總樂以“篆刻”為逸聞，或表心跡，或闡不雅點，或自我鼓勵等，金石愛好也蔚然成風久矣。
還有明人沈野，其《印談》載：“不著聲色，肅然淵然，不成涯涘，此印章之有禪理者也；形若飛動，色若照射，忽龍忽蛇，看之可掬，即之無物，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；嘗之無味，至味出焉，聽之無音，元音存焉，此印章之有詩者也。”其所述亦是“古印有詩，且有禪理，第心獨知之，口不克不及言。”此說當不啻“畫中有詩”之論。
【書齋賞石】
足不出戶，坐看山川
書齋中的“清供”，賞石自是不成或缺，如吳文仲《十面靈璧圖》卷首明代文人邢侗、黃汝亨題寫的“巖壑奇姿”及“五岳片云”所言，即可作賞石文明的最佳注腳。
其或如挺拔峭障，或似陡懸墜石，或呈伏地獨石，可謂形態萬千，得天然萬千造化。將之配上座架，置于案頭，其所化跡的“天然世界”，遂成為文人所求而不得的“桃花源”“小洞天”。此間足不出戶，坐看山川的“冥思禪想”與“釋儒道”所推重的“天人合一”，亦甚是契合，故素為文人所珍，偶有所得，也喜不自勝。《太湖石記》曾載：“三山五岳，百洞千壑，覶縷簇縮，盡在此中；百仞一拳，千里一瞬，坐而得之。”其義也是文人以賞石為“精力六合”的投影。
從古到今，文人與賞石，逸聞亦不乏。如陶淵明有“醉石”，石上坳痕，稱“陶公枕痕”；蘇軾有“雪浪石”，名其室曰“雪浪齋云”；米元章有“研山”，制《研山銘》傳播于今；米萬鐘有“非非石”，而后《十面靈璧》謂之藝林異景……此皆以賞石所蘊“凜冽瘦骨，潺潺蒼根”，自勉也。
【泰初遺音】
清弦玉振，仙籟清流
前人言“琴棋字畫”，以琴為首，蓋因其清、和、淡、雅，寓之風凌傲骨，琴德最優，故有“士無故不撤琴瑟”和“左琴右書”之說。古琴意在言外，從其別稱也可見其韻致。如以“鶴軫”代琴，或冠之“玉徽”美名，還有“桐君”“清英”“綠綺”“落霞”“虞弦”“七絲”“珠柱”等，累有二十余種，皆蘊有清弦玉振之味，作古琴雅稱。究其雅稱啟事，亦是詩情畫意，如宋陳師道《次韻蘇公西湖不雅月聽琴》中，詩云：“人生亦何必，有酒與桐君”，而桐為斫琴佳材，故擬稱為“桐君”。又唐王勃《與員四等宴序》，文曰：“古今惜芳辰者，停鶴軫于風衢。懷幽契者，佇鸞觴于月徑。”則是相傳師曠鼓琴，玄鶴來舞的典故，此后亦以“鶴軫”代琴。還有《梁書文學傳.庾肩吾》，載：“故玉徽金銑，反為拙目所嗤，巴人下里，更合郢中之聽。”即琴徽每以玉制，乃得“玉徽”美名。
文人與琴，逸聞亦不乏。如阮籍“夜中不克不及寐，起坐彈叫琴”，而嵇康撫琴，一曲廣陵散，成千古之盡唱。此皆魏晉風采。及至兩宋，朱伯原作《琴史》六卷，言琴“可包六合萬物之聲，可考平易近物治亂之兆，是謂八音之興，眾樂之統也。”一時光，洛陽紙貴。而分歧時代，朝堂諸名流，如范仲淹、蘇軾、歐陽修等亦俱為深諳樂律之琴家，琴風之盛，可知也。此中，范仲淹整天琴劍傍身，便是嚼薺菜也得琴音。如其《薺賦》中有言“陶家翁內，腌成碧綠青黃，措進口中，嚼生宮商角徴。”蘇軾喜琴，因家躲多張“雷琴”，又撰《家躲雷琴》“謹當傳示子孫，永認為好”。亦寫《琴銘》，為琴曲填詞，作琴歌《酒徒吟》等，知其“玉指冰弦，未動宮商意已傳，回往無眠，一夜余音在耳邊。”而歐陽修作《三聚會場地琴記》，蓋因其家三琴，其一傳為張越琴，其二傳為樓則琴，另則傳為雷氏琴，皆聲清暢遠。其《歐陽修集》中，更有言“吾嘗有幽憂之疾，而閑居不克不及治也。既而學琴于孫友道滋，受宮音數引，久而樂之，不知疾之在體也。”可知琴音之“往物欲，簡塵務”，平心養疾也。
由此可見，文人書齋中，三兩老友，琴音神會，曲境心造，杯酒同歌，自可含蓄“臥游之心”，返其個人空間無邪，亦當足可慰人心地，數聲清煩襟也。
【古籍碑拓】
惟有唸書，不負春景
文人好古，讀先賢書。無論津沽梁啟超之“飲冰室”、吳門文徵明之“停云館”，亦或京師紀昀之“閱微草堂”、江寧袁枚之“小倉山房”等，既出鴻儒碩士，自是書噴鼻滿齋室。又雪夜閉門，躲進小樓成一統。讀圣賢之言，閱名人著作，發思古之幽情，無絲竹之亂耳，無文案之勞形，冥然兀坐，萬籟有聲也。文人躲書亦蔚為壯不雅，舊有圖書館，如回安陸氏“皕宋樓”、常熟瞿氏“鐵琴銅劍樓”、錢塘丁氏“八千卷樓”、寧波范氏“天一閣”以及湖州劉氏“嘉業堂”等，皆躲書萬卷，宋、元兩代精槧不乏。近則有黃侃，人謂之“書淫”，其不認為諷，詩云“十載僅收三萬卷，何年方免借書癡”。梁實秋亦有書癖，某年其因忘曬書，年夜飽蟲魚，為之扼腕憐惜，篆印“飽蟲樓”以自警。還有魯迅、郁達夫等，也得躲書之趣，更未嘗一日輟書。
古籍分版本，初刻、后刻、翻刻等，而碑拓亦為此中一年夜門類，其俗謂“黑山君”，其色多為口角，亦有朱白，所浮現之光鮮顏色對照，若天然之陰陽、真假、開合，奇妙無限盡。舊時文人萍蹤遍殆荒山古野，每得一碑，親為拭洗，椎拓精致，亦或諸館肆中，博求遠購，但有善本，必傾一切，支出篋中。如《王右軍謝世帖舊拓》唐宋官帖均未見，是必單行私人孤本，楷法精嚴，剛毅鐵骨，自是可貴珍本。亦或許宋拓定武蘭亭，捶刻精工，又傳為歐陽詢摹勒，宋代時代即以“定武本”自雄，文人亦以題跋“定武本”相夸。故書齋中，架上古籍碑拓，展讀之，則是神交前人，紙墨相發之“精力世界”，其思古之密意，一發而不成止也。
前人講求，書齋“清供”，必是長物。而長物者，如明人宋詡于《宋氏家規部》中所言，為“凡六合間奇物隨時地所產，神秀所鐘，或古有而今無，或今有而古無，不克不及盡知見之也”，其富有精緻雅趣，或年夜或小，或巧或拙。文人所愛好者，蓋因對于玩物經過歷程的“優雅與閑適”，一往而情深如故也。因此，書齋文明，看似追逐舊文人的余影，然往往意味著高等審美，有著“吟風賞月”的精到、爛漫之處。“文房清供”傳播至今，古人得之，或承其法，溯其源，融其樂，可漸趨其志。人能好古，愈久彌珍，而古物也盡其所用，玩物尚志，大略這般。